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善于抓住基层工作中创造的一些典型事例，发现、总结、推广了一系列鲜活的基层工作经验。

比如，1950-1951年期间，毛泽东向全党全社会推广了对于大城市的接收和管理工作方面的“上海经验”，主要内容是：调整公私关系，改善劳资关系，适当减少税收，开展自我批评等，要求“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1951年，针对刚刚执政就在党内部分人当中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推广了“东北经验”，其主要做法是：“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不断地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等，在全国开展了“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55年，针对如何在中国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中国农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和做法，毛泽东集中总结并亲自推广了一大批各地搞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写了104篇按语。1956年，毛泽东从总体上深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现和推广方方面面的基层创新经验。关注、总结各地、各领域基层特别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好的经验，将其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进行推广，以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

1963年11月，毛泽东向全社会推广“枫桥经验”，就是他发现、总结、推广一系列基层创新工作经验的一个重要实例。

“枫桥经验”，诞生在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一个叫枫桥镇的地方。“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对存在破坏行为和潜藏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评审和说理，由群众监督改造他们，不把矛盾和尖锐问题“上交”，不把存在突出问题的人物“上交”，最终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枫桥经验”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是，面对基层出现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甚至“破坏活动”怎么办？基本方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采取“评审和说理”的方法；根本目的是，化解矛盾，解决尖锐复杂问题。

对此，毛泽东于1963年11月22日亲自作出重要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所说的“此件”，是公安部负责人拟向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提交的发言稿；所提的“诸暨的好例子”，即是“枫桥经验”。自毛泽东高度关注并批示推广以后，这个立足于把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的经验，引发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从此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树起了一面创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先进典型。

三

2003年后，在毛泽东批示总结、推广“枫桥经验”40周年、50周年之际，习近平同志多次对新时期如何认识“枫桥经验”的时代意义、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作出过系列重要批示、指示，提出“把学习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对“枫桥经验”的时代意义给予充分肯定，明确指出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和生命力，在于这一经验不仅具有统筹兼顾、治本抓源,强化基础、依靠群众，完善制度、注重长效等特点，而且具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发展工作内容、工作途径、表现形式等特征。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不断探索新途径，创造新形式，建立新机制，充实‘枫桥经验’的新鲜内涵。”习近平同志在强调“枫桥经验”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意义时，特别关注这一经验所包含的广泛的基层和基础作用，他指出：“‘枫桥经验’虽然诞生在农村，但其强化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具备这种基层和基础作用，所以习近平同志认为，这一经验不仅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不仅适用于社会治安工作，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各项工作。

我们党组织和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宝贵财富。“枫桥经验”等一系列经久不衰的基层工作经验，是从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日常工作中诞生的创新经验，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基层的生动体现。发现、关注并推广来自基层、具有典型意义的创新经验，恰恰反映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及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映了伟大的战略家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深入探索和深远思考。（杨明伟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